“三稀”礦產資源包括稀土金屬（17種）、稀有金屬（9種）和稀散金屬（8種），其廣泛應用于冶金、石油化工、玻璃陶瓷、電氣、農業、醫藥、輕紡等傳統領域，更是發展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航空航天、電子信息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所需要的功能材料和結構材料。“三稀”礦產資源的這種科技屬性及其高附加值，決定了技術上的創新突破往往會瞬時改變某一礦種的供需平衡，全球礦產資源供需矛盾必將集中在鋰、稀土等“三稀”礦產資源上，“三稀”礦產資源市場的大國競爭將日趨激烈。  

      從全球和全產業鏈視角，促進礦產資源的開發、循環利用與優化管理，已經成為世界大國保障“三稀”礦產供應安全的基本共識。從未來的發展趨勢看，“三稀”礦產資源開發利用戰略必須突破以數量或規模為目標的市場范圍，新一輪科技革命驅動“三稀”礦產資源開發及循環利用必將深入滲透到產業經濟和大國博弈的地緣政治領域。  

      1.“三稀”礦產資源的特殊性  

      就市場邊界而言，傳統大宗礦產資源開發利用主要受產能和環境政策等因素的影響，價格具有決定作用。在價格走低的形勢下，大宗礦產資源出口國就會大幅削減對大宗礦產資源的固定資產投資，進而限制大宗礦產資源產能的擴張。另外，環保標準更為嚴格也限制了大宗礦產資源產能。與此同時，考慮到美元是大宗礦產資源的計價貨幣，大宗礦產品價格在一定程度上還要受到美元匯率變化的影響。與大宗礦產資源不同，盡管“三稀”礦產資源也必須通過市場交換與貿易來實現全球的穩定供給，但“三稀”礦產資源規模小，單礦種的全世界的年需求量一般少于20萬噸，供應的市場脆弱性更加突出，價格波動幅度明顯高于大宗礦產。另外，從市場結構看，與大宗礦產資源開發利用集中度相比，“三稀”礦產資源相對要低一些。區別于大宗礦產，“三稀”礦產貿易相對較少，且由于企業作為貿易活動實施主體，對于礦產、礦產品、半成品、成品、廢棄物的價格會更為關心，其市場邊界要比大宗礦產復雜得多。  

      從生態環境邊界來看，與傳統大宗礦產資源不同，“三稀”礦產資源開發利用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較小，部分“三稀”礦產資源的開發利用甚至有助于環境保護。盡管“三稀”礦產資源品位較低，許多稀有金屬在礦石中的含量不到1%，獲取少量的金屬就需要挖掘大量的礦石，對環境會產生一定的擾動。但相比大宗礦產資源，其開采總量不大，以鋰為例，目前全世界全年總需求氧化鋰15萬噸，開采品位按1%計，需要開采的礦石量為0.15億噸，僅相當于中國年采原煤礦石量的1／230。另外，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過程中，“三稀”礦產開發利用的目的之一就是滿足綠色低碳發展的需要，比如，一旦可控核聚變實現商業化，1克鋰發電產生的能量就相當于3.7噸標準煤，碳減排效益相當顯著。  

      與大宗礦產資源不同，大部分“三稀”礦產資源如鋰、稀土、銦、鎵、鍺等，或者是品位甚低，或者是礦石類型更復雜，并且經常性共伴生，共伴生礦產的供應受到主礦種或其他共生礦種開發的約束，主礦種或共生礦種的資源回收率、開采率、價格等將影響伴生礦的開發及循環利用。“三稀”礦產資源基礎、勘查開發及循環利用技術、價格波動等方面均具有更強的模糊性、復雜性與不確定性，市場規模較小，其資源邊界更依賴于它們的科技屬性。  

      2.“三稀”礦產資源領域競爭的本質與趨勢  

      隨著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三稀”礦產資源作為高技術產業關鍵原材料的戰略意義不斷凸顯，世界主要工業國在“三稀”礦產資源領域也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從市場層面上講，相比于規模較小的經濟行為體，大國行為體憑借國內的市場規模和完整的產業鏈及現代工業生產體系，推動產業快速升級，即使在外貿比重較低的條件下也能進行專業化生產，實現規模經濟。在規模經濟條件下，戰略性新興產業對“三稀”礦產資源市場的作用機制可以從市場擴張效應和競爭弱化效應兩方面來解釋。  

      一方面，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市場規模越大，對高質量的資本（包括“三稀”礦產資源開發利用形成的資本）、勞動力和技術（涵蓋“三稀”礦產資源開發利用領域的技術創新）等生產要素要求越多，優質生產要素的集聚有利于提升企業的規模經濟水平；較大的市場規模推動企業形成專業化研發分工和相互協作機制，分攤研發成本，促進企業的新產品研發和企業之間的技術溢出，對于關鍵技術突破和前沿技術研發與應用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進而誘發“三稀”礦產資源利用范圍的擴展與升級。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市場規模越大，同一行業中企業數量、產品種類和數量越多，產品多樣性增強了企業對外貿易的比較優勢和應對貿易沖擊的能力，促進“三稀”礦產資源供應鏈韌性的提升。  

      另一方面，戰略性新興產業在主動對接和吸收全球先進生產要素市場的同時也面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競爭強度的增加會壓低企業的產品價格，降低企業的成本加成率水平，倒逼“三稀”礦產資源領域的技術創新，或者產業鏈融合加劇，或者產業壁壘提高，以防范市場風險并進而降低生產成本，從而獲得新的技術優勢和“逃離競爭效應”。未來“三稀”礦產資源領域的競爭必將凸顯，在全球“三稀”礦產資源貿易網絡結構中的大國地位越來越趨向于自我強化。  

      由于“三稀”礦產資源開發利用具有產業體量小、涉及面廣、技術路線變化更快且國家產業發展地位關鍵的特點，世界大國在“三稀”礦產資源領域競爭的實質主要體現在以下兩種機制的動態變化與協同：一種機制是以資源稟賦優勢為基礎，謀求對資源供應鏈的全過程管控，以解決內部資源供需問題為前提，但更為重要的是，由于“三稀”礦產資源地位關鍵，在關鍵時候如國際貿易摩擦情形下的“殺手锏”效應明顯，也會誘發相關中下游產品的反制效應。因此，如何避免這種矛盾，自然也就成為“三稀”礦產資源領域競爭必須加以考慮的重要方面。實際上“有限的資源自立”是一種常態，任何國家都基本不可能實現對全產業鏈的管控，“資源自立”只是一種資源安全戰略的理想狀態，各國謀求資源自立的現實情境就是，國內層面最大化自身的資源生產和利用效率，國際層面不斷優化資源的海外供應鏈。  

      另一種機制是以“礦產資源全球治理制度”為工具對全球“三稀”礦產資源貿易進行調節，從而實現有管制的資源外部依賴。先行者如歐盟、美國可以利用其先發優勢，即依賴并固化現行礦產資源自由貿易規范，進一步領導建立一系列制度安排或傳播相關規范來建構對其有利的“三稀”礦產資源全球治理體系，將“斷供”從資源供應國的外交選項中排除，從而防范這一最根本的資源安全威脅。并在此基礎上，深化其對定價機制、生產標準和資源信息的控制，在礦產資源貿易中避免經濟損失并增加其相對經濟獲益。  

      其中，礦產資源自由貿易規范是基石，內涵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其一，各礦產供應國應較少地以資源武器（資源禁運）來達成政治目標；其二，各礦產供應國的資源出口價格和出口量應由市場機制決定，不能強行政治干預；其三，跨國投資的便利度和投資者權益應得到有效維護。而對于后來者而言，更希望通過制度創新，與先行者一道“維護國家資源利益”，達成互利共贏的制度安排，構建技術共享機制，避免資源貿易爭端。 

     “三稀”礦產資源的自然、經濟與環境屬性，決定了可供世界大國選擇的空間十分有限，僅僅依靠與主要供應國的貿易協議這種高度依賴政治上的友好關系的做法也不足以維持“三稀”礦產資源貿易的長期穩定，資源開發利用會隨時受到各種脆弱性的沖擊。“三稀”礦產資源領域的競爭問題，顯然不能簡單依靠資源自立或全球礦產貿易治理體系來實現世界大國的相對利益，只有依靠兩者形成互補關系，并通過兩者的協同來加以解決。  

      在全球化不斷深化的背景下，國與國之間的礦產資源供應鏈中，各主體競爭與合作越來越容易受到一些國際因素或者說其他國家的影響，而且對不同國家會產生不同維度和程度的影響。作為全球影響力的核心組成部分，“三稀”礦產資源定價權作為國際礦產品貿易領域話語權的標志，具有對相應主體維護供應鏈戰略利益的導向和保障功能。其不僅涉及礦產資源和社會相關主體現實經濟利益，還關系到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安全與可持續發展，以至攸關國家整體經濟安全。通過對OPEC+主導的國際原油、澳大利亞與巴西主導的國際鐵礦石以及美國主導的黃金三大定價權的演化與動因透視可以看出，定價權的獲得取決于主體在資源供給能力、地理位置、產品品質或市場機會成本上的比較優勢，并借助國家力量的協同支持與金融衍生品工具的運用，鞏固與發展這種國際定價權地位。原油、鐵礦石、黃金三大礦產資源之所以能夠以不同風格保有其定價權，關鍵在于它們具有突出的協同應變能力、適宜的持續創新能力以及對總體資源特性和產權環境特性的科學把握與合理運用。同時，依靠它們的這種全球影響力，維護著資源產業利益和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進而保障國家資源利益的有效實現。  

      與大宗礦產資源不同，“三稀”礦產資源的規模小、品位低，資源異質性突出，對市場反應更為敏捷，其在資源供給能力、地理位置、產品品質或市場機會成本上的比較優勢表現顯然不如大宗礦產資源，其全球影響力更加依賴于持續的技術創新，國家力量與產業的協同就自然成為了資源定價權形成的核心動力。  

      3.中國的應對策略  

      中國是“三稀”礦產資源大國，“三稀”礦產品生產和消費居世界第一位，在國際“三稀”礦產品市場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中國巨大的國內市場規模為戰略性新興產業與“三稀”礦產資源開發利用提供了廣闊的生存和市場發展空間。作為后發大國的中國，如何充分利用好戰略性新興產業這一趕超機遇期，搶抓產業技術革命的先機，是新時代后發大國與先發國家之間構建協同的“三稀”礦產資源全球治理機制的關鍵。可以說，龐大的內需市場與資源供應鏈韌性優勢，必將對中國增加全球“三稀”礦產資源市場的話語權或實現“資源自立”產生積極作用，為我國積極主動參與礦產資源全球治理提供強有力的后盾，并助推礦產資源全球治理中中國地位的提升，減弱貿易條件惡化的負向作用，助力戰略性新興產業提高抵抗外部貿易沖擊的能力。  

      當前，主要工業大國在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的角力正在向產業鏈的前端延伸，對號稱“工業維生素”的“三稀”礦產資源及其制備的關鍵原材料展開激烈的國際競爭，全球“三稀”礦產資源供需格局將面臨深度調整，歐、美等先行者與中國、印度等后來者在“三稀”礦產資源領域的競爭將日趨凸顯。然而，涵蓋礦產資源貿易規范、定價權、產業標準和信息數據等的全球礦產資源治理體系仍大部分掌握在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手中。全球礦產資源治理制度雖然可被認為是以引導全球集體行動、增進公共利益為目標，但其具有明顯的非中性，集中反映了制度供給者的利益，議程設置、運用制度的能力、相對收益的不均衡在全球礦產資源治理中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難以消失，也必將對“三稀”礦產資源領域大國博弈過程產生重要影響。站在國家安全及產業安全的角度，全球“三稀”礦產資源領域的大國博弈必然召喚中國更高水平的戰略應對，產業政策的有效跟進成為一種必然選擇。

      為應對“三稀”礦產資源領域的大國競爭，美國、歐盟、日本等主要發達國家相繼通過法案，一方面，動態評估及遴選關鍵礦產，加強“三稀”礦產資源的國家管控和戰略儲備，不斷開發應用替代產品和循環再利用技術，積極推動“三稀”礦產資源的節約與回收再利用，尤其關注“三稀”礦產品對中國的依賴。另一方面，借助礦產資源全球治理的先發優勢，充分利用其在國際貿易規則制定和運用中的話語權，主動挑戰礦產品供給國的出口限制及其他“貿易扭曲”，為所謂改善“三稀”礦產資源的供給條件營造有利的貿易環境，不斷鞏固其在礦產資源全球治理中的贏者地位。  

      從“三稀”礦產資源的稟賦情況看，中國既有在國際市場上具有一定壟斷地位的稀土等“卡別人脖子”的礦種，也有一些未來需求潛力大的“卡脖子”的礦種，如鈹等。如何通過“資源自立”與全球治理兩種機制的協同，形成服務于國家總體安全的“三稀”礦產資源開發利用國家戰略具有重要意義，具體實現路徑包括：一是立足國內、拓展海外，整合國內國際“三稀”礦產資源的供給渠道，充分發揮各類行為體在“三稀”礦產品貿易規則和國際定價機制中的作用，全面統籌考慮兩類資源的供給保障問題，通過推進全球治理制度創新，實現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安全。對于“卡別人脖子”礦種以“資源自立”為基礎，加快應用水平，通過競爭篩選機制和產業政策的結合，精準識別出中國具有比較優勢和將來具有新的比較優勢的產業并重點扶持，扭轉上游資源優勢強而下游高端應用弱的失衡產業格局，加速比較優勢轉變成競爭優勢的進程，推動其由資源優勢上升為產業優勢和經濟優勢，逐步掌握國際貿易中的話語權；對于“卡脖子”礦種，以主動融入全球礦產資源治理體系為前提，加強循環利用與節約、替代利用，進一步擴展資源邊界，建立多元化供給渠道。二是通過產業政策引入與創新，打破國內市場分割，形成高度一體化大市場，充分發揮大國市場的創新激勵作用，進一步加大兩類資源（“卡別人脖子”與“卡脖子”資源）自主研發創新力度，不斷挖掘“三稀”礦產資源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應用價值與應用范圍，伸展產業價值鏈，提高供應鏈韌性。  

      就中國的“三稀”礦產資源安全形勢而言，其對國家安全的重要性顯然需要更多地關注需求側的復雜情況。一方面，新技術革命下主導產業更迭以及智能制造、增材制造等制造范式的變革不斷推高“三稀”礦產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國是世界“三稀”礦產的資源、生產、消費和環境影響大國，具有較為突出的資源優勢。在國際市場格局中，中國是上游環節主要供給者，下游優勢環節則聚集在日本、美國、歐盟等主要工業化大國和地區。面對“三稀”礦產資源開發利用大國競爭及博弈的挑戰，中國如何協調資源主權與開放式利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制度的創新，成為完善礦產資源全球治理體系與國家治理體系的新命題。結合中國“三稀”礦產資源市場的內外特殊環境，創建四位一體的系統性協同機制，推動以產業組織優化為基礎、以技術創新為核心、以全球價值鏈高端定位為導向、以國際話語權為根本的資源治理體系的構建與完善，造就進出口議價應變能力，成就中國“三稀”礦產資源國際話語權獨特的改進方式，將資源優勢回歸到全產業鏈高價值，增加自身對資源供應的主動控制力，構建風險共同承擔機制，實現上中下游產業協同，是我國面對“三稀”礦產資源領域大國博弈的戰略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