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產資源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初級產品。我國目前使用的90%以上的一次性能源、80%的工業原料和70%的農業生產資料都來源于礦產資源。我國作為世界第一大工業生產國，每年的礦產資源消費量相當于世界其他工業化國家消費量的總和。提高我國礦產資源的供給保障能力既是資源安全和經濟安全的需要，也是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需要。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初級產品供給保障，反復強調“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2021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進入新發展階段，我國發展內外環境發生深刻變化，面臨許多新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需要正確認識和把握。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正確認識和把握初級產品保障”。當今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原有的全球化生產體系正在改變。新一輪產業革命和技術革命給世界上許多國家帶來機遇和挑戰，地緣政治沖突、貿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等突發事件也深刻影響各國產業鏈和供應鏈安全。原油、鐵礦石、銅礦等緊缺大宗礦產資源價格暴漲，進而出現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節節攀升的局面，通貨膨脹的壓力加大；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導致世界主要經濟體越來越重視鋰、鈷、鎳、稀土等高技術礦產的應用，這些高技術礦產的供給和技術競爭越來越激烈，礦產品供應缺口有可能演變成“灰犀牛”事件。加強我國礦產資源安全管理，提高其供給保障能力，對我國經濟安全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目前，我國礦產資源供給保障能力存在三大短板。一是礦產資源節約、集約、循環利用水平低，資源利用效率有待提高。當前，我國制造業能源利用效率僅相當于美國、日本和德國的68%、50%和48%；尾礦綜合利用率約為30%左右，與世界發達國家仍存在較大差距。二是國內礦產資源儲量和生產能力不足，戰略儲備品種、規模與資源安全形勢不匹配，生產和戰略儲備應急機制不完善。我國石油、天然氣、鐵、銅等大宗礦產和鋰、鈷、鎳等高技術礦產的儲量在全球的儲量占比都不高。2001-2020年的20年間，我國原油、鐵礦石、銅礦等大宗礦產新增儲量增長速度趕不上這些礦產儲量的消費速度，產量增長速度趕不上消費速度。三是一些重要礦產資源大量依賴進口，對外依存度高。我國緊缺大宗能源礦產原油、天然氣的對外依存度在70%和40%以上，緊缺大宗金屬礦產鐵、銅的對外依存度在80%和70%以上，高技術礦產鋰、鈷和鎳的對外依存度超過80%。  

      提高我國礦產資源供給保障能力，需要加強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是推進礦產資源全面節約和高效利用。建立和完善礦產資源開采回采率、選礦回收率和綜合利用率的最低指標和領跑者指標隨技術進步動態調整的激勵約束機制。加快礦產資源開發和利用技術改造，降低礦產品生產的單位能耗物耗。依托國內大規模礦產品市場，設計勘查開發、利用、儲備、回收等環節集約、節約技術路徑，實現生產系統和生活系統循環鏈接。注重二次資源的循環利用，加快突破尾礦、高價值廢棄物等回收利用技術，完善城市礦產高效回收機制。  

      二是增強國內礦產資源生產保障能力。大力推進礦種勘查結構調整和勘查布局優化。加大原油、天然氣等緊缺大宗能源礦產和鐵、銅等緊缺大宗金屬礦產，鋰、鈷、鎳等高技術礦產的勘查勘探力度。加快海洋資源開發利用技術創新，提高海洋礦產資源開發利用水平。摸清緊缺大宗礦產和高技術礦產資源國內生產自給的戰略底線，加強國家戰略礦產儲備制度建設。發揮國有企業的支撐托底作用，加快推動深部勘查開采技術創新，逐步建立政府和企業共同參與的以核心礦產品儲備為主、產能產地儲備為輔的混合儲備機制。  

      三是要優化海外礦產資源保障能力。以互利共贏的方式積極參與全球礦產資源治理體系，確保礦產資源國際供給鏈和產業鏈安全。建立安全、穩定的供給保障渠道，積極開拓礦產品多樣化進口渠道，減小對單一進口源礦產品的依賴度。加強和鞏固中國-俄羅斯、中國-中亞的能源礦產合作，加強中國與南美、非洲等地區高技術礦產和大宗緊缺礦產的合作，增強礦產品貿易體系能力建設，實施核心國家和地區礦業投資保障工程，提高我國礦產資源產業鏈、供應鏈的供給保障能力和抗風險能力。